守望一座桥：杨振宁的百年求索

十月一日，北京清华园的银杏叶金黄灿烂，杨振宁迎来103岁生日。

没人会想到，十余天后，会传来巨星陨落的消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杨振宁的百年人生，跨越战争与和平、冷战与科技革命，也跨越了从“相对论时代”到“量子信息时代”的科学史他的名字，刻在20世纪物理学的坐标轴上：宇称不守恒、杨-米尔斯场、杨-巴克斯特方程……早已成为后人探索宇宙奥秘的通用语言，不仅塑造了现代物理的基础，也影响了数学、信息科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思考。

从一粒细沙中窥探世界，在一朵野花里寻觅天堂。从质疑“镜像世界”的年轻叛逆者，到构筑“规范场论”的远见宗师，他架起了从古典物理到量子前沿的智慧之桥；从海外成名到落叶归根，杨振宁完成了从漂泊到归属的精神跨越，铸就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科学的人文之桥。

打破“镜像世界”的年轻“叛逆者”

杨振宁1922年出生，抗战时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赴美留学，拿到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物理学研究，师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正式开启了物理学生涯。

年轻时的杨振宁。（图源网络）

1956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办公室里，34岁的杨振宁与同为华裔物理学家的李政道反复推演一个大胆的假设：自然界的基本相互作用是否真的在“镜像翻转”下完全对称？

他们在阅读当时的实验结果时发现，所有的实验都默认“宇称守恒”，却从未有人验证过“弱相互作用”的情况。杨、李于是撰写论文，提出“宇称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恒”的革命性猜想。

一年后，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通过钴-60核β衰变实验验证了他们的预测——“镜像对称性”被打破，世界不再如人们想象那般完美对称。

这项工作不仅动摇了物理学的根基，更开启了“对称性与守恒律”研究的新纪元。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

这场科学革命的余波延续至今。诺贝尔委员会的评价中写道：“他们的发现为现代粒子物理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果说宇称不守恒，是杨振宁早年的“破坏性发现”，那么“杨–米尔斯场论”则是他学术生涯中“建设性”的巅峰。

1954年，杨振宁与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Mills）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即杨–米尔斯理论（Yang–Mills Theory）。这一理论将“对称性”引入场论的核心，为描述自然界三种基本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提供了统一的数学框架。

起初，这一理论因“规范场的质量问题”而被视为纯粹的数学美学。直到20年后，英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温伯格与萨拉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电弱统一理论，并因此获得1979年诺贝尔奖。再往后，量子色动力学（QCD）与标准模型的建立，都以杨–米尔斯规范对称性为基石。

杨振宁本人后来评价说：“我只是种下了一棵树，后来人让它长成了森林。”今日，几乎所有高能物理的方程式、粒子对撞机的理论预测、宇宙早期的能量模型，都离不开“杨–米尔斯场”。理论物理界甚至称其为“继牛顿力学与量子力学之后的第三次结构革命”。

数学与物理之间：杨–巴克斯特方程与拓扑启示

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将目光转向统计物理与数学物理的交界领域。他提出了著名的杨–巴克斯特方程（Yang–Baxter Equation），这一方程后来成为研究可积系统、量子群与拓扑量子计算的重要基础。

简单来说，它描述了粒子在相互作用中的“交换关系”如何保持系统整体的数学一致性。数学家巴克斯特在研究自旋模型时独立得出了类似结构，因此该方程以两人名字命名。

如今，从量子信息的“拓扑量子比特”，到弦论与代数几何中的“对称变换群”，都能看到杨–巴克斯特方程的影子。它让物理学的数学化程度更深，也让数学获得了新的物理启发。

除了奠基性理论，杨振宁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工作同样影响深远。20世纪50年代，他与杨弥尔斯理论并行，提出了“杨–李奇点（Yang–Lee Singularities）”理论，解释了相变过程中的非解析性行为，这一理论至今仍是统计力学的经典结果。

1975年，吴大峻和杨振宁在名刊《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不可积相因子和规范场整体表示》，完全阐明规范场和纤维丛之间的对应关系，引起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的集中关注，这也标志着物理学再一次赶上了数学的发展前沿。

1989到1990年，杨振宁在与高温超导密切相关的Hubbard模型里找到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本征态，并和张首晟发现了它的SO（4）对称性，并在弱相互作用力，玻色子，高能中微子，规范场论等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展现了强大且坚韧的科学精神。

回到祖国：学术桥梁与精神传承

肩负祖国的期许，远渡重洋，负笈求学，杨振宁获得了辉煌成果。改革开放后，杨振宁多次回国讲学、建言。1971年起，他先后推动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学术界的交流，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物理学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开辟通道。

他是最早提出在清华建立“高等研究院”概念的人，并在2003年正式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荣誉主任。迁回北京清华园定居，并将其寓所自命为“归根居”，其用意不言而喻——那就是“落叶归根”。正如杨振宁2014年4月接受访谈时自喻的那样：“我的一生可以看作一个圆。”

杨振宁。（图源：网络）

杨振宁坚持“科研应追求基础性与原创性”，在院内推动年轻学者探索前沿理论，还亲自资助并指导了中国多位后来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的物理学家，成为连接中国物理学界与国际主流科研体系的桥梁。

2015年，杨振宁正式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开外国籍院士转为中国院士之先河。

晚年的杨振宁常谈“文化”。作为一位具有相当品位的诗歌爱好者，杨振宁曾多次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谈及早年与李政道的精诚合作，他感动于苏轼的诗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他曾以《归根》为题，写下这样的诗句：“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的学术成就横跨物理学的多个领域——从基本粒子到凝聚态，从数学结构到科学哲学。美国《Physics Today》曾评价他为“20世纪后半叶最具原创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他的科研轨迹，也折射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史：从1950年打破自然对称假设，到延续创新与跨界精神研究高温超导、量子群研究。如今，物理学家们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探测到希格斯粒子、确认电弱统一模型的实验时，仍在使用杨–米尔斯场的理论语言。

从西南联大到清华园，从普林斯顿到北京，杨振宁的一生像一座桥——连接了中西学术传统、连接了战争与和平、连接了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穿过一个世纪的杨振宁，几经风云，人生多面，而百年不变的，是他对科学的热爱、追求和提倡，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杨振宁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封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