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倩倩
当我翻开那些泛黄、脆弱的纸张时，我知道，我发现了一座宝藏。
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栋六层的大楼。和周边玻璃幕墙闪耀的建筑群相比，它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栋楼有些不同。
比如透过一楼的窗口，你会看到屋内排列着装有鱼类标本的试剂瓶；在院子里，你偶尔会看到躺在地上的大型动物骨架；而如果走进来，你会发现大楼里有一排排的木柜，每个柜子里都放着各式各样的植物标本。
没错，这是我们的标本库房。
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楼，和它里面的藏品一样，到处泛着久远时光的味道。每一个工作日，我都会和同事们在楼里转一转，开一下除湿机，或者取一些标本研究、记录。这样的时光，我已度过了八年，但漫长的八年并不足以让我真正认识它。
因为我知道，这栋楼是时光的代名词，每一份标本都是一个秘密，而这样的秘密有几十万份。从1868年至今，楼里收藏着逾百年的时光，而且仍在逐年增加。我只能在这无穷秘密里，试图掀动一角，窥探一二。
时光不负，我常常会在楼里遇到惊喜，或者是一份制作精美的标本，或者是一张拍摄传神的照片，偶尔，我也会发现与标本无关的事物，比如一叠书信，或者一抽屉的剪切画，它们更像是老同事留下的生活痕迹。
在这些惊喜之外，最令我感动的还是那一份份报纸，因为我看到了过去的文字，那是更为遥远、更为真实的记录。
某一天，同事兴奋地向我展示她的新发现，一叠老旧的纸张。小心翻开，在看到那些文字的瞬间，我知道，我们又遇到了新的宝藏。那是过去的报纸，有中文的、有外文的；有横版的、有竖版的；有简体的、有繁体的。版面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振奋的、有消极的，当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但那些纸张很脆弱，不少都已残破不堪。
我小心翼翼地翻看，心想：“过去原来是这个样子吗？”
原来，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原来，那时的生活也可以如此鲜活！每一张报纸都像在无声地向我讲述，我被那些文字触动。
有一份是1949年3月26日的《冀鲁豫日报》，这张是从右向左的竖排繁体字。其中有固定专人代耕和注意领导生产的标题，提到春耕的时间已经很紧迫，需要将生产定为今年的中心任务。在政事和民生之外，商业也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1932年9月12日的《新河南报》，在政事新闻之外，就有一些商业痕迹：开封豫文书局开幕纪念，对公众宣告将进行持续一月的廉价促销活动；开封马道街南口外的某医院则引进了国外的新仪器。世事多变，但是促销不变，曾经贴在电线杆上的小纸片，只是换了种方式展现。
当然，也有和民众个人事务相关的报道，比如1929年8月23日的《新闻报》，刊有一则顾某、程某解除婚约的声明，其中提到两人于民国十七年九月一日订婚，因双方不合，兴趣相左，决定解除婚约，永远脱离关系。
还有众多的报纸，比如《东北日报》《大公报》《合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等等，有一些报纸停刊了，有一些合并重组了，有一些在继续刊发。我在这些报纸间流连，而随着工作的进展，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报纸。
这些报纸是怎么来的呢？又为何会出现在这栋大楼里呢？
其实，这和里面的藏品有关，这栋楼在多年前有一个名字，叫做“植物大楼”。顾名思义，这楼里收藏的多数是植物标本，六层中，有整整三层排列着一排排的木柜，每一个木柜中都设置了层层抽屉，而每一个抽屉中则躺着一份份植物标本。而那些报纸，就伴随着这些植物标本。
以前，制作植物标本是需要用纸张来吸收水分的，廉价的草纸和吸湿性较好的报纸就成了制作标本的工具，工作人员将新采集的植物夹在草纸或者报纸中，更换后再将纸张晾干，重复使用。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时残留下来的报纸，也因为使用的次数多了，所以它们多数都已脆弱、破败。但是，也有一些相对完整的报纸，它们被放置在抽屉底部做衬托，或者在纸箱中存放备用。仔细查看这些报纸的种类，甚至可以推断出标本采集人员的主要足迹和人际交往，因为他们往往习惯用标本产地的报纸，到某地采集就用某地发行的报纸。
比如去云南采集时，就用了大量的《新云大》，这是云南大学的报刊。猜测工作人员和云南大学也许有交流，所以校方赠送了报纸给采集人员。而在东北的采集员则大量地使用了《哈尔滨日报》《合江日报》等。通过采集员的足迹，我们得以看到了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报纸，更通过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年代的报纸。
当我看着这一份份报纸时，我的心中是五味杂陈的，我像是一个守着宝藏的孩子，却不知该如何分享。在偌大的库房中，我日日在一排排木柜间行走，在一页页故纸中翻阅，但是知道这些故事的人并不多，就像我投在库房墙壁上的影子。
那一天，我独自从库房中走出，时值夕阳西下，窗外照进暮色时的阳光，我的身影投在那墙上，影子很长，裙角有灵活的摆动，而整个库房里除了我，好像所有事物都是沉寂的。
我静静地看着那影子，而过去的文字则在我心中喧嚣、沸腾。
（作者为上海科技馆藏品保护与研究中心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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