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我是一棵守望大青山的汉柏

文|张岚

我是一棵汉柏。

我在沂蒙费县五圣堂的山坳里一站就是一千年。

春天，我看野樱漫过坡坎；秋来，我看枫叶染透山梁。夏雨会在我的枝丫上串成珠帘，冬雪会给我的枝梢缀满银簪。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啊，见证着这里的悲喜，我也记载了无数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

最难忘的，是1940年那场雪后的清晨——三百里外的太行，来了一队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来到我的身边，仰着冻红的脸惊喜地喊道：好大一棵树！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们是抗大一分校的学员。这些学员都是从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挑选出的优秀连排级干部。“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这是抗大一分校敌后办学的最显著特点。

于是，他们在我的脚下支起黑板，读《论持久战》，在我身旁的土墙上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记得小战士林传成、刘大伟、郭东北总爱拉起手围着我转圈，李爱梅就在我的身旁边拍手边唱道：“我们的学校真正好，识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有一天，有位叫阮若珊的女兵唱起了一首我从没听过、但直抵我内心柔软角落的歌曲，我一下便听入了神。刘大伟悄悄对我说，“大树爷爷，您听，文工团的姐姐唱得比山雀还好听！”原来，这首《反对“黄沙会”》的歌曲就是在离我不远处的白石屋创作的。歌曲一问世，便被争相传唱。听说，在蒙山根据地庆功会上首唱时，有300余名群众当场报名参军，我第一次知道了一首歌的力量。

我记得，那时，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住着抗大学员，在繁忙的打仗间隙，这些学员们帮着挑水、推磨、抬土、劈柴、喂牛……只要是农家人的活，他们总会抢着干。有一次，校长周纯全因疲劳过度病倒了，旧伤复发后高烧不止，他的药罐总在我树根下煨着。警卫员王大发从外面抱回来一个西瓜，周校长问瓜从何处来，小王就说是从老乡家地里摘的，周校长急得直跺脚：“咱是鱼，百姓是水，鱼离了水还活个啥？”

1941年的深秋来得格外早。山风里裹着硝烟味，我听见鬼子的马蹄声碾碎了漫山的野菊。那天凌晨，蛤蟆石沟的枪声像炸雷，炸碎了山坳的宁静。六千非武装人员涌入我脚下的山坳，其中有山东分局的干部、有抱着药箱的卫生员、有挎着胡琴的文工团员——可拿枪的，只有六百名学员。

“学员断后！”周校长的声音像山岩撞山岩。我看见17岁的司号长齐德捂着流出的肠子往山梁跑，号声刺破硝烟时，他的血滴在我树根下，烫得泥土直冒烟；我看见率领一个区队在南北陡山阻击敌人的指导员程克，弹尽后，退到李行沟的一个院内，被敌人包围。面对敌人明晃晃的刺刀，程克抱住一个日本兵，狠狠地咬掉了他的耳朵，被涌上来的日军连刺数刀。其他学员也冲了上去与敌人扭打在一起，最后这18名勇士全部壮烈血染李行沟。我清楚地听到，程克扑向鬼子时，喊的不是“冲啊”，是“娘，对不起”；我看见队长邱则民打光子弹，抱着机枪跃下悬崖，风卷着他的军帽，飘到我枝丫上，沾着半片弹壳和未干的血迹……

那夜的秋风很烈，那夜的月光很凉。我枝丫上的军帽被血浸透，山脚下的篝火映着伤员的脸——有个小战士才16岁，捧着半块高粱饼说：“等打跑鬼子，我要回家给娘盖三间大瓦房。”可他没等到那一天。

此后每年，当秋风吹起的时候，我总听到风中夹杂着无数的喊杀声，每当这时，这场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险恶遭遇战便又会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一场壮烈的拼杀换取了几千人转危为安的空前胜利。这是山东抗战史上抗大人立下的具有独特意义的战功。”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对这次战争的评价，我记了整整84年！

让我铭记的，还有很多。

最灼痛我记忆的，是方兰亭大娘来的那天。

她的小脚在我树根下碾出两行深印，背上的布包压得她直打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卖了小女儿换的二十斤谷子。第二天，当战士们捧着煎饼大哭，凑钱赎回孩子时，28个大小伙子在我的树冠下跪成一片，喊“娘”的声音，震得我枯枝都落了许多。这是一种怎样的人间真情啊！

更令我心疼的是小布袋峪的刘大娘。

她把伤员藏在我旁边的地窖里，鬼子烧她的房时，火苗舔着我的枝丫；他们把马大爷绑在我的树干上，寒冬腊月，他们用冷水泼，用刺刀戳，老人的血顺着我的树皮往下淌，冻成红色的冰凌。

“伤员在，我就在！”刘大娘的喊声响彻山谷，最后混着鬼子的枪声，埋进了雪堆里。

而我，低下沉重的头颅，为大娘、为大爷，为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最浓烈的真情感动着。

84年过去，我老了，树皮裂了道缝，左侧被鬼子烧坏的树干再也没有发芽，但它却一直没有断落，似乎是当年被敌人烧死的马大爷，与我的枯枝融为了一体；那些伤痕似乎在提醒着我，不能忘记历史。四季更迭，有些东西早已遗失在了岁月的长河里，但这些却永远新鲜——比如方兰亭大娘的眼泪，比如刘大娘的呼喊，比如战士们跪喊“娘”的震颤。

岁月长情，记忆永恒。84年里，我的目光从来没有远离过这片土地。

2010年10月7日，抗大老学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到费县大青山缅怀战友，在我的身边伫立了很久。

2011年，已是86岁高龄的抗大老战士傅泉第10次重返大青山时，在我的身边写下了“在我百年后，魂归抗大林，守护大青山，永做沂蒙人”的诗句，让我感慨了很久。

我也亲眼见证了，当地政府在这里建立了3所抗大中小学。晨昏里，我时时听到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这些声音，与我记忆深处那个夜晚惨烈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总让我思绪绵绵；风起处，我时常看到，鲜艳的旗帜在这片土地上飘扬……

去年秋天，山下来了一群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他们跟着老乡挑水、推磨、晒玉米，夜里挤在土炕上听老人们讲过去。有个姑娘摸着我树干上的疤问：“大树爷爷，这道疤痕咋来的？”我没说话，可风替我回答了——它卷起一片叶子，轻轻落在她摊开的笔记本上，那页纸的标题是：《论新时代的鱼水情》。

现在，我常看见林传成的重孙子在我脚下读课文，课本里夹着《沂蒙山小调》的歌页；看见方兰亭的曾孙女在“三同”基地给学员们烙煎饼，锅铲碰着鏊子，丁零哐啷的，像极了当年战士们吃饭时的欢闹；我还看到第一书记们两脚泥土，在我的树下留下的足痕。

风起处，我全身的叶子沙沙作响，我忽然想起了谷牧同志回忆录里的话：“是沂蒙山的小米煎饼养育了我。是费县的人民挽救了我的生命。”

我在这里站了一千年。我见过战火，见过炊烟，见过山一样的刚强、水一样的情谊。我把所有的故事都藏进自己的年轮里，又在每一次风起时，轻轻地诉说——有些精神，比树更常青！

而我还将继续站在这里，守着这些故事，守着那腔热血，守着这片土地上山风永不消散的回响——有些根脉，早已深扎进泥土，比我的年轮更久长！

（本文作者系山东作协主席团委员，临沂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