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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危亡录

天朝奇闻,洋人上访告御状

1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九日(1759年7月23日),北京,紫禁城养心殿。

乾隆皇帝的御案上,摊开一封特殊的奏章:一个叫洪仁辉的洋夷,状告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行商黎光华拖欠商款等七件事。

和洋夷告御状的奏章一起进呈的,还有直隶总督方观承的奏折。方观承在奏折中强调说:“(洪仁辉)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

洋人上访告御状,如此奇闻异事,大清立国百余年来,还是头一次发生。海关官员贪墨不法,欺负得洋人无法忍受,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如此情势,堪称丑闻,堂堂天朝,颜面何存!

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当即批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乾隆皇帝派给事中朝铨赶赴天津,将告御状的夷人洪仁辉带回广州,又谕旨福建将军新柱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共同审理广州海关贪污勒索一案。

一个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给大清皇帝告御状,这得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此事的原委,颇为复杂,且听从头慢慢道来。

洪仁辉,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Flint),金发碧眼,真本实货的英国人。他曾在广州学过中文,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凭着这个本事,他受聘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不久,又升任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船长。

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力量,清廷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收复,东南反清威胁解除。清政府便开放海禁,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当时,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四个通商口岸。它们分别为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今连云港)。

这四个通商口岸,除了广州黄埔比较热闹之外,其它三个基本没生意。洋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它们就认准了广州,对其它地方基本没概念。

当时,洋人来中国做生意,日子也是过得憋屈无极限。大清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所谓通商,在天朝认识中,不过是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德政。大清除了在各个口岸设立海关进行收税之外,再无任何管理外交和外贸的政府机构。

大清官府一向高高在上,根本不屑于和夷人打交道。但是,海关负责收缴进出口关税,和夷人打交道就在所难免。为了避免直接同夷商交往,又能有效管理通商收税。广州海关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法子

——指定代理人。

广州海关招募了十三家势力雄厚的商行,指定他们代理海外贸易。这十三家商行,俗称“十三行”。其实这些代理海外贸易的商行数量并不固定,时多时少,“十三行”不过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十三行受广州海关的指派,就具有了半官半商的性质,在对外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

外国商人到广州贸易,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开出的价格多么低廉,洋商们都只能和他们贸易。因为除了十三行,再无分号。如果敢于和十三行之外的人做生意,

那就违反了大清律法,到时候非但生意做不成,而且还会让自己死得很难看。

洋商采购货物,也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原因无它,因为他们是官方指定的,和他们做生意才算合法。

行商在中英贸易过程中,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各国商人为了做生意赚钱,只能忍气吞声,任由他们盘剥勒索。

除了贸易,十三行承担管理约束洋人责任。当时洋人在大清的地界上混,真的没有尊严,憋屈无限。官府出于“严华夷之防”,对洋人进行种种限制:

洋人每年夏季才被获准到广州贸易,到广州后,只能住在“十三行街”,不得乱跑乱逛。

严禁任何洋妇进入广州,严禁洋人乘坐轿子肩舆。

严禁洋人私自和中国人接触,严禁洋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严禁洋人直接同官府联系,如必须与官府沟通,必须由行商转禀,而且文书必须是言辞恭顺卑切的禀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黄头发蓝眼珠子的蛮夷的商人,更是末等中的末等,根本就不受待见。在洋夷纳堆的澳门,中国娼妓都看不起黄头发蓝眼珠子满脸胡子拉碴的洋夷,压根不愿意跟他们做生意。自诩为上帝子民的西洋人,来到孔孟教化的天朝上国,混得连妓女都看不起。

民间尚且如此,作为官方机构的海关,更是不拿洋商当人看。贪污勒索洋人银子,那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惹恼了这些官老爷,没收你的货物,驱逐你滚蛋也是家常便饭。

民国著名近代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说过:“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此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2

英国商人在广州,遭受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克扣和盘剥,生意做得苦不堪言。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天,英国商人才想起,除了广州口岸,大清还有三个能通商贸易的地方。虽然那些地方人生地不熟,情况不清楚,但他们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洪仁辉领头,前往宁波去撞运气。这一撞还真的撞出个鸿运当头,宁波虽为通商口岸,可一直没有外国人来做生意。洪仁辉等驾船而来,当然就受到当地官员和商人的欢迎。

洪仁辉运来的洋货,备受欢迎,被抢购一空。他们要采购的茶叶,价格也比广州的便宜得多。这里没有广州海关形同敲诈的关税,没有广州十三行牛逼哄哄克扣和勒索,生意自然好做得多。此番宁波之行,洪仁辉赚得盆满钵溢,收获喜人。

经过第一次试探,宁波确实是适合贸易的好地方。既然有钱可赚,那么大家一起同去,同去!于是,外国商船纷纷北上,前往宁波进行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洪仁辉再次来到宁波。可是,这次运气极差,赔了个血本无归。

洪仁辉他们兴高采烈地赶到宁波,可宁波官府并没有开关贸易,而是让他们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等来一队中国士兵。他们上来就没收了洪仁辉半船商品,而且还把洪仁辉商船上的火炮全部拆除,统统拉走。

洪仁辉懵逼了,这是啥情况?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为啥没收货物,拆除火炮,总得给个理由先吧!

负责没收货物,拆除火炮的官员大手一挥说:这里不让做生意了,你们赶紧滚蛋!

这个官员说得对,这里不让做生意了,宁波这个通商口岸被大清关闭了。

原来,频繁到来的外国商船,让宁波的地方官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他们就将情况奏报

朝廷。接到宁波的奏报,乾隆皇帝立刻警觉起来。

洋人频频到宁波贸易,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在乾隆皇帝的意识里,任何民间自发和主动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满清统治的危险。满清入关,人口才区区几十万。要统治几亿汉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将一切潜在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果各个通商口岸都生意火爆,那么汉人和洋人勾结就有可能。多一个通商口岸,就多一个老百姓里通外国的窗口。为满清长治久安计,多余的通商口岸必须关停。

于是,乾隆皇帝下旨:关停宁波、厦门、云台山通商口岸,所有通商事宜皆在广州进行。从此以后,清廷的对外贸易就从原来的“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

清廷改变了贸易政策,洪仁辉还蒙在鼓里,糊里糊涂被收缴了货物和火炮。宁波的官员也懒得向他这个洋夷解释,而是命令他马上滚蛋。

莫名其妙就吃了这样大的亏,洪仁辉无法接受,他背后的东家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没法接受。于是,他们开始策划,如何打通消息渠道,让大清最高统治者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真相和弊病。

洋人们认为,广州海关贪腐成性,广州十三行肆意克扣盘剥,这些实情大清皇帝都不知道。如果将中外贸易的实际情况上达天听,英明神武的大清皇帝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只要皇帝派出官员进行调查,就会查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到那个时候,大清皇帝一定会彻底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外贸体制。

洋人们按照他们的思维,揣度大清统治者的心思,真的算是很傻很天真。中国五千年历史,盛产各种阳谋阴谋,这些高深烧脑的计谋和策略,岂是那些海外洋夷所能理解的。

3

经过东印度公司的策划,派洪仁辉进京告御状,以改变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扩大中英贸易的计划开始启动。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1759年6月13日),洪仁辉等12人组成的进京上访团,驾驶三桅小船“成功号”,正式从广州出发。为了防止广东官府拦截阻止,洪仁辉等人谎称“成功号”是出海回国。实际上他们是扬帆北上,准备直奔北京。

洪仁辉告御状,表面的诉求是状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行商黎光华拖欠商款等七件具体事。实际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推动朝廷严查粤海关积弊,扩大中国对英贸易开放程度。

洪仁辉等人驾着“成功号”一路北上,走到定海四礁洋面,就遭到浙江水师拦截。面对浙江水师的盘问,洪仁辉撒谎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准备派两艘商船到浙江贸易,所以先派自己打个前站,提前来联系买主。

定海总兵罗英笏听说洪仁辉为做生意打前站的,就派人告知他们。浙江不能贸易,请他们回到广州做生意。洪仁辉见忽悠不过去了,干脆就实话实说,并提出,希望两江总督能替他们主持公道,将告御状的状纸呈递给大清皇帝。

洪仁辉准备告御状的想法,让定海总兵罗英笏十分震惊。他断然拒绝了代为呈递呈诉的请求,并派守备陈兆龙率兵船尾随洪仁辉,护送他返回广东。说是护送,其实等于武力押解。

陈兆龙用兵船押解着洪仁辉的“成功号”,向南行驶了三天,然后就返回定海。陈兆龙觉得洪仁辉已经玩不出什么花样,肯定会乖乖地返回广州。于是,他就回去复命:英船确已南下。

谁知,洪仁辉见陈兆龙返航,就立马调转方向,继续北上,直奔天津大沽口而去。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四日(1759年7月18日),经过一个多月行程的洪仁辉一行,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洋面。大沽营游击赵之瑛发现了挂着米字旗的“成功号”,顿时大惊失色。

大清的海防要地,怎么冒出来这样一艘怪里怪气的船只,这是神马情况!

赵之瑛马上驾船前去讯问。洪仁辉在中国混迹十几年,对大清的官场规矩门清。他知道在大清官员的眼里,商人屁都不算,他们只尊重当官的人。于是洪仁辉就牛逼哄哄地说,自己是英吉利四品文官,有冤情要面禀大清皇帝,到御前告状。

英吉利四品文官驾船来到天津大沽口,这可是大清立国以来,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奇闻异事。天津城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官府也不得不重视。

天津知府灵毓满心好奇,他亲自出马,赶往大沽口拜会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吉利四品文官。

洪仁辉抄着流利的汉语,向灵毓倾诉了他们在广州遭受的种种委屈。并说自己要进京觐见皇上,到御前陈诉冤情。

这可是旷古未有的奇事,灵毓一时有些蒙圈。当官这么多年,奇事怪事见过不少,可今天遇到的事,还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鬼子要告御状,这事该咋处理?史无前例,自然心中没底,灵毓一时拿不定主意。

4

久经宦海的灵毓,在短暂的惊愕之后,马上就从这件事中闻到了银子的味道。眼前这位“英吉利四品官”大人,真的是上天送来的冤大头一个。灵毓大人准备对这位洋大人下手,弄出白花花的银子来。

灵毓向洪仁辉表示,听了洪大人的讲述,自己深表同情,他愿意向上级汇报洪大人的冤情。但是,代替洋人陈述冤情,此事前所未有,风险极大。如果出现差错,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就保不住啦。

灵毓大人说愿意帮忙,又说可能承担风险。其中的言外之意,洪仁辉还是品得出来的。毕竟在中国混了多年,官场上的那些套路,洪仁辉门清路熟。

大家都是聪明人,自然沟通起来没难度。

灵毓伸出五根手指头,洪仁辉觉得这个要价太高,于是大摇其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以2500块西班牙银元成交。洪仁辉答应先付银元2000块,等到事成之后,在交付剩下的500块银元。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五日(1759年7月19日)下午,收了银元的灵毓允许洪仁辉的“成功号”,由水路开到天津。离船登岸后,灵毓又安排他们前往一处庙宇安歇。

洪仁辉一行进城的时候,受到天津百姓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走上大街,像看马戏团的大猩猩一样,围观洪仁辉等洋鬼子。有些人甚至冲上来,扯他们的衣服,摸他们的头发。

天津的百姓十分惊异,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家伙竟然也是人。而且,这些所谓的人,脑袋后面竟然没有辫子!没有辫子就敢在大清地面上行走,难道他们就不怕砍头掉脑袋吗?

好奇的老百姓将洪仁辉等人围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虽然洪仁辉见多识广,可面对如此狂热的围观,他还是紧张得脊梁骨冒冷气,手脚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合适。

最后,多亏官府派出的士兵解围,洪仁辉一行才得以穿越人山人海,平安抵达灵毓给他们安排的落脚地。

与百姓不管不顾的热情相比,天津的官员显得礼貌而克制。他们以各种关心英国人的名义,前来看望洪仁辉。其实,所谓关心是假,满足好奇心才是真。

洪仁辉在灵毓安排的庙宇中住了七天。他的呈诉被层层呈递,最后经直隶总督方观承之手,进呈到乾隆皇帝的御案前。方观承还专门另写奏折强调“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

天津知府灵毓,收钱办事,堪称大清诚信不欺的好贪官。

闰六月初五(1759年7月28日)晚6时,京城来了一个官员指名要见洪仁辉。这个官

员告诉洪仁辉,皇上已收到他的呈诉,并谕旨大臣前往广州调查处理。洪仁辉明天必须同他一起,返回广州,等候朝廷会审。

既然皇帝有谕旨,那就回广州听审。闰六月初六(7月29日),洪仁辉驾船南归,轰轰烈烈地告御状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5

洪仁辉所呈诉的七条,事实清楚,无需太多调查就可真相大白。广州海关贪墨勒索,证据确凿,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罪责难逃。但洪仁辉等洋人希望严查粤海关积弊,扩大中英贸易的诉求,则事关重大,非会审官员可以擅自做主。

两广总督李侍尧、福建将军新柱等会审官员,将案情详细奏报。乾隆皇帝经过一番权衡,授意李侍尧做出了判决:

一是惩处腐败。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就是先撸官,再调查审理;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就是先拔了裤子打屁股,然后该流放的流放,该罚款的罚款,其中情节严重的,既流放又罚款。

二是免除部分陋规。“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但因为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

三是同意英国人提出的一个小小要求,就是带来的自己消费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以上三点,算是对洪仁辉呈诉的七条,做出积极正面的回应。可是,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大出乎洪仁辉等英国人的意料了。朝廷的判决明显对洪仁辉等人不利。

让案情出现反转的原因是,乾隆皇帝琢磨出,洪仁辉的呈诉言辞畅达,格式正确,而且还可以顺利地呈递到皇帝面前。显然,这中间有精通大清官场规则的奸人在幕后指使。中国人和洋人暗中勾结,这还得了。于是,案子的调查重点就不再是粤海关贪墨等问题,而成为严查何人勾结指使洪仁辉。

经过调查,确有几个中国人和洪仁辉上访告御状有关系。福建籍华侨林怀,在海船上替洪仁辉撰写了告御状的状纸;四川商人刘亚匾替洪仁辉修改和誊写了状纸;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与洪仁辉关系密切,有暗中指使的嫌疑。

李侍尧按照乾隆皇帝的授意,严加调查并判决如下:

一是英国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要求,被斩钉截铁地驳回,并告以中华体制,不可变更。

二是处理“汉奸”。刘亚匾明正刑典,当众问斩;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杖六十、徙一年。华侨林怀远在海外,乾隆帝命设法招回治罪,毋令漏网。其家属如有留在国内者,密拘审讯,务使沿海之民不敢复蹈故辙。

三是洪仁辉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洪仁辉本来觉得自己的官司稳赢不输,谁知天朝竟判处他有罪,将他圈禁在澳门。三年的圈禁生涯,令洪仁辉苦不堪言。

据在中国海关担任过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在其编撰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中记载。洪仁辉曾致信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同事道:

“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每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

另外还有一封信,更道出了他悲惨:

“我的脚浮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治疗……”

6

黄毛蓝眼珠子的洋人,竟然越级上访告御状,这让堂堂大清国威何存,体统何在!

乾隆皇帝认为,发生洪仁辉事件,是对洋夷管理不严所致。他谕令两广总督李侍尧严加善后,拿出管理洋夷的办法。李侍尧不敢怠慢,精心制定出《防范夷商规条》,上报朝廷。乾隆皇帝立刻批转,并命照准执行。

《防范外夷规条》规定“防夷五事”:

一、外国商人不准在广州驻冬,每年贸易季结束后,立即回国;若有未清事务,可在澳门居住,下年随船回国;

二、只许行商与外国商人交易;

三、不许内地商人借领外国资本;

四、不许内地人向外国商人传送信息;

五、派兵对外国商船进行稽查。

从此,大清国门开始禁闭,苛刻的通商政策被制度化地执行。

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成为后世传奇的告御状壮举,最后竟落的如此结局。自己非但没有改变清朝的贸易政策,反而身陷囹圄,被圈禁在澳门苦熬了三年。外国商人在华所受到的种种不公,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

东印度公司的同仁们想尽了办法,营救洪仁辉。但是,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他们的努力最终是无济于事。没招了,洋人和大清是没办法讲道理的,只好任洪仁辉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

乾隆帝宣布了新的对外贸易准则:

“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特以尔等自愿懋迁,柔远之仁,原所不禁。今尔不能安分奉法,向后即准他商贸易,尔亦不许前来”。

这就是“天朝上国”高高在上的姿态,是将中西贸易视为怀柔远人的手段、恩赐藩国的工具,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于是,一切照旧。

洪仁辉告御状,其实给大清提供一个主动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可是,大清将洪仁辉圈禁了,也将这个历史机遇关在了紧闭的国门之外。

此后,大清历经了种种磨难。这些历经的种种,皆与大清紧闭的国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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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京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