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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有定评——献给李鸿章

核心提示: 李鸿章在弥留之际还做了一首辞世诗,我们不妨在一百年后,透过这首诗来看这样一位为近代化的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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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海涛

半年以来,准确地说是四个月以来,工作之余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献给了与晚清和李鸿章相关的书籍、话剧、影视剧和纪录片,甚至《走向共和》不止看过一遍,《李鸿章回忆录》也曾买过两个不同的版本,但我仍不能有自信说自己对李鸿章了如指掌。至于我为什么像一个佛教信徒般按图索骥虔诚无二地看书、做笔记,实在也无法说出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大一时候,每周规定自己去网吧的时间是两小时,这两小时的时间一般都会这样分配:找一个角落,前一个小时或者前一个半小时,将这一周在笔记本上涂抹的潦草文字,一字一句地誊写到QQ空间的日志上,发表出去,如释重负。对此,我也无法说出令人信服的原因,也许这是身体的一种需要,像吃饭、喝水、睡觉也未可知。

近一段时日,晚清时代的人物几乎天天在我眼前、耳旁、脑海旋转,除了想给李鸿章写一点东西外,还想将每一位对晚清的政局时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一书写。可是,实际上给任何一位人物写一篇文章乃至几篇文章都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写一本书、几本书都不够,每一个人物都可以单独作为研究晚清历史的一个视角跟切入点,每一个人物都可以研究一辈子。

然而,我知道,这么说,势必会遭到一些看客的诟病、嘲笑与讽刺,“你又不是研究生,只是一介草民,装什么大尾巴狼”,还奢谈研究,枉言著书立说。其实,不瞒你们说,我也曾这么想过,正如我爸也曾表达过类似这样的意思一样。只不过,语言在行动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如此不堪一击。

马勇在晚清四书之一《维新》的序言里写到自己一直信奉张德信先生“五十岁之前不要写东西”的教诲,以免将来悔其少作或者悔其少言。但因为自己有幸踏入故宫而更觉自己离那一段历史似乎产生了某些看不见的联系,也更有切身的体验来书写。

如果说,在上一篇文章之前,我还对自己写作上有点要求,有点追求的话,那么从这一篇文章开始令我懂得,自己的所思所想是多么困难,再推广自己的思想变成实践更是艰难,因为“在近代中国,为国家做大事很难,政治中守旧的势力和小人势力太大了,这两大势力都是明摆在那儿的,所以想为国家做大事,什么下场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来;既事先看得出来,还要不怕死、还要做,除了是一大痴汉外,还有谁肯干?凡是肯干的人,都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自然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知道在某些文章与某些节目的最后,都会写上一句:以上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立场,与出版社无关。近来,我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背后,实际上所要表明的是一种立场。立场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所必须面对的,文革时候曾有父子立场不同而被揭发的情况。我也会将在文章开始之前事先表明:此文只代表本人立场。

此外,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自己,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从来都是弥彰丛生,乱云飞渡,历史从来不能被假定,真相从来不足为外人道。虽然,历史学是以追求历史真相为唯一诉求,我们也只能通过各方面的立体知识去更加准确地接近真相,而想要抵达却实在难于上青天,说不定抵达真相的那天就是毁灭的那一天。毕竟我与他们相隔了有一百年之久,毕竟我不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的人,不是生活在他们近旁的一个侍从,一个朋友,对他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而我所写的这些,只是建立在自己有限的学识与视野之上。我从不祈求被人认同,倘若能引起哪怕一个人的共鸣,也是我不敢想象的福泽。

因为能力有限,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不能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马勇那般,掌握丰富的史料,不能为列位提供如许多的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让读者自己下判断,做总结,我能做的只是撰写这么一篇不是文章的文章出来,希望大家带着温情与敬意去看待历史,看待一个70岁的老人,看待一个爷爷,冯小刚说,当年自己拍电影的时候,也有人批评他拍的那不叫电影。与此同时,以慰内心,别无所求,再四抱歉。

另外,至于版面的设计问题,容我慢慢改进,其实,每次写完后,秉承内容至上的我难以再腾出更多精力去雕饰版面。对版面问题引起的阅读障碍,抱歉再三。如正文当中有任何史料的错误,恳请指正。对错字、别字恳求包容。

了解自己是困难的,难过自圆其谎,而改变自己同样是难的,这种改变当然也包括改变固持己见的想法,修正自己的思路,完善自己的看法。然,好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心,而是需要同理心,设想一下,假如你是李鸿章,站在李鸿章所处的历史地位,你是否能非常确定的回答,自己做的就一定比他要好百倍呢?自己是否就能够凭借一人之力力挽狂澜,拯救大清王朝于水火之中呢?既然不能,又何必去苛求他人呢?就像,我们经常瞧不上自己父母那一代,觉得他们迂腐、守旧、顽固,那么,我们是否会做的比他们好呢?等你自己到了他们那个年岁,自己并不一定做的比现在的他们要好。

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我不幸的少年一样,被教科书上那一套陈旧的说辞先入为主:李鸿章是卖国贼。彼时的自己对此没有再多的思考,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语是李鸿章,为什么要用一个肯定的谓语“是”,又为什么是卖国贼,而不是其他的称赞?应试教育的使然让我分身乏术,令我不能有再多的追问,为了中考的胜利,有可能带来一个错误的历史认知也被我抛到脑后,因为一切要以考试为主,真相与真理往往被我们不自知的忽略。但他在去世之后,清廷却给他最高的荣誉,足可证明他在慈溪太后心目中的位置,因为像他这样得到最高褒奖的大臣并不多。

直到我开始有自己的意识,才明白,这样一个定位,这么一顶帽子对一个人的一生显然是不能评价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就跟先入为主被妖魔化的慈禧太后一样,不可忽略地是,她是一个女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女人之一,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独自一人统治大清王朝47年之久。(1852年被选秀入宫,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同治,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黯然病逝于热河,后在皇叔恭亲王的帮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6岁的皇儿共同统治着庞大的帝国,后来同治在佞臣宵小的影响下,走向堕落,染上梅毒驾崩)。胜利者总是试图通过强权去修改一些事实,以消除不利于自己的舆论,以利于自己的统治,以利于长治久安,否则就排除异己。

当然这篇文章只是通过甲午海战发生的前后来说讲,这只是他晚年的一个经历而已。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的晚清四书之一《觉醒》是这篇文章主要凭借的史料。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日本在甲申政变中被袁世凯镇压是战争发生的一个方面,说白了就是朝鲜问题。另外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战争也是改变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势力东来前,中国引领东亚世界上千年,日本即便数度不服,但也无力改变。现在情形不一样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很不一样的进步,日本不仅可以傲视亚洲,而且需要来自西方的认同,与中国的战争,成为日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战争开始之前,负责处理朝鲜事务的李鸿章实在不愿意跟日本交手,并不主张开战,一方面是李鸿章谨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尽量避战,没有充分备战。在战术上,李鸿章期待“以夷制夷”希望各国出面劝退日本,为此,自然耽误了准备的时间,没有像日本那样调兵遣将。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各口添设学堂,不乏颖异之才,惟水师各学生教成以后,并无新添练船,尚苦无从位置”。即便“北洋舰队成军后确实一度领先亚洲,但是1888年成军后的几年,北洋海军获得拨款并不足,与日本的装备相比,北洋舰队的各舰皆属旧式,即便有些战舰与日舰同样来自德国的同一厂家,但款式、版本显得老旧。”

战争不可避免了,但是到底是哪方先开的第一炮,历来多有争议。战争的惨烈程度不言而喻,“四处如天崩地塌,满空似落雁飞蝗。日月无光,山川改色。鸟望烟遁迹,兽闻响潜踪。惨雾蒙蒙,愁云密密,互相混战,草木皆红。”“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弟唤兄,鬼哭神嚎,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者,非投水自溺,即引刀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清廷在战场上一败涂地,防线已经形同虚设,再打下去只能接受更大的损失与羞辱,于是必须尽快与日本和谈,达成妥协。《马关条约》谈判之前,张荫桓、邵友濂、德璀琳接连出使日本,但因为代表权限不足,未能开议。后来,伊藤博文明确表示要来一个能够说话的,于是伍廷芳给国内发电报,让恭亲王或者李鸿章来谈,但恭亲王身体不好,两年前就死掉了,因此。李鸿章才被推选,于是李鸿章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一开始他就不愿意打,认为这个战争不能打。

他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楚地知道北洋水师已经好几年没有军费,并且申请军费各种阻挠,然而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却主战。战败后,贵为帝师的翁同龢却又对慈禧太后的差遣不甚愿意接受,以自己不擅长为由而推脱,后来朝廷不得不派使臣赶赴日本求和时,旁观者孙宝瑄在日记中感慨道,“边事如此,不得已出此下策,非可战而和者比也。比中朝士大夫,动以和为耻,其心固可嘉,抑思为朝廷谋所以为战之具耶?战无可恃,而又耻言和,是以宗社生灵作孤注也。噫!”

马勇在书中如是说: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可悲之处,爱国主义、爱朝廷主义叫得震天响,不管是不是有力量,也不管是不是有道理,对外强硬,尤其是嘴上的强硬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讨好的,敢于言和的人从来都很少,“小粉红”的唾沫可以淹死活人。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一再上演。

“两国实力相当,外交就是实力;两国实力悬殊,实力就是外交”。战场上不如人,谈判桌上也就几乎没什么可谈的可能。

日本方面的主张主要有三个:一是朝鲜独立,二是割让土地,三是赔偿军费。清廷方面也早已经有预案,面对谈判,面对议和,李鸿章没有决策权,重大问题还是先请示北京,所以那些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的,也太不了解个中缘由了,也真的太看得起他了。

而所谓谈判,真实的情况是,基本的框架都在那里,细节也有了,李鸿章做的只是类似菜市场买菜般的讨价还价,比如,日本要两个亿,李鸿章还一个亿,即便如此,还遭到伊藤博文的嘲笑,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可谈的,毕竟你战场上失利这是不可回避的。

1895年4月15日下午两点半,李鸿章在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

这是一次对李鸿章而言非常屈辱的谈判。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左眼绑着纱布,远渡重洋对着一个五十多岁的晚辈,最后求伊藤博文:你就看在我这个年龄的份上,能不能再让我两千万,你答应我的,作为回去的路费,然而,伊藤博文根本不予理睬,他讲,各为其主。最后李鸿章又对利息做了要求,未果。至此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方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

至于条约的内容,教科书上,网络上已经非常详尽,不再赘述。关于《马关条约》后李鸿章的命运,他被派往俄国为沙皇加冕,后考察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最后在签署完《辛丑条约》后就死掉了。

史料记载: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简称《辛丑条约》。其中与各国赔款总数为4.5亿两白银,大清国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自己的名字“李鸿章”三个字写成了“肃”,这三个字挤在一起,既虚弱无力又令人心酸悲苦,像极了其年老体弱形容枯槁之形象。“在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大口的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李鸿章的眼睛睁的特别大,眼泪含在眶中,最后周馥一摸眼眶,两行浊泪从眼中流出。

十一

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无处不有他的影子;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条铁路,都刻着他的名字。在晚清的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及中伤,我们现在所用的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以及招商银行的前身就是李鸿章当年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持平的讲,我们过去先入为主的对他的那个认识,无论如何都是不客观的。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晚期,在国家遇到如此重大困难的时候,不苟且,不高调,不推诿,不避怨谤,一心为国家化解危机,以年逾古稀之身东渡,其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再三致意,决非过去所谓卖国,所谓汉奸那样轻率的言辞所能玷污。”

十二

北洋战队需要对甲午战败负责,但不应该是全部责任;李鸿章需要对甲午战败负责,也不该几乎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历史书上写的那般不堪,成为历史书上的卖国贼。现在的自己重新再看当年的历史课本,从李鸿章这里作为一个切入点,尝试去理解袁腾飞说的教科书为何是一本“秽史”。

李鸿章曾跟幕僚吴永深有感触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他把清朝比作一座破房子,把自己比作一个裱糊匠,他说裱糊匠只能修葺,而不能改造这个破屋,所以当破屋的真面目露出来后,不从破屋本身追究责任,相反把责任拖到裱糊匠,这很不公平。

十三

这场战争留给我们的除了失败、耻辱、愤怒与仇恨外,还使中国被动地开放,农业文明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开始转型,它使中国真正获得了一次新生,一次脱变,中国重新出发,那一代中国人开始转身向东向日本学习。这场战争,使中国四千年的大梦,真正惊醒。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关于甲午战争,关于那场战争的阴影,似乎我们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走出来,再加上后来的抗日战争,如何认识我们的邻居,如何相处,是摆放在每一个国人面前的难题。

十四

像这些对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我们不理解也就罢了,误读可就是要命了。马勇在“被遮蔽的近代史”的沙龙上说:“我们讲历史人物的好,你就多讲一点不要紧,讲历史人物的坏,一定要很谨慎,因为这是后死者话语霸权”,“但你说这个人坏的时候,一定得有真材料,应该有很好的检讨,毕竟我们比他们晚了一百多年。”尤其是对于评价负面的历史人物,因为历史人物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辩论的,所以作为后来者,直抒胸臆也要有理有据。

十五

老舍说“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特别喜欢凤凰卫视关于李鸿章纪录片最后的一段话:1823年2月15日,伴随着一声啼哭,合肥李氏人家坠地一属马的男婴,其先祖本姓许,后来过继给了姻亲李家,20岁一举中试的他在赴京途中曾经豪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个多世纪后的北京,迅速与世界接轨,如今很难辨析的曾经作为李鸿章发迹和落难之地的贤良寺旧址已经成为了一所小学和一家私人会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伴随着孩子们的嬉闹和朗朗的读书声,清帝国的背影已经越走越远,而李鸿章的面孔在今天却越发清晰起来。

李鸿章在弥留之际还做了一首辞世诗,我们不妨在一百年后,透过这首诗来看这样一位为近代化的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矣,诸君莫作等闲看”。

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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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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