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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亲人》:一个逃离乡村的知识人对故土亲人的回望

核心提示: 黄灯坦言,堂弟的造访使得她竭力营造的优越感轰然垮塌,对亲人精神世界和时代关系的勾连成为黄灯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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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亲人》黄灯 著台海出版社

2016年的春节,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传遍了朋友圈,继2015年王磊光的《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之后,知识分子的返乡笔记再次成为公共话题。但对于作者黄灯来说,这篇文章并不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随感,而是她对家族历史的梳理,是她多年观察的一次偶然出场。从这个视点出发,她又将目光投向了与自己生命产生关联的三个村庄:丈夫的老家丰三村、自己的出生地凤形村、外婆生活的隘口村,对这三个村庄的回望和观照构成了她的新书《大地上的亲人》。

用文字与故乡亲人建立一种联系

黄灯和当今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共享着一条靠知识改变命运的生命轨迹。

出生于湖南汨罗三江乡凤形村的黄灯,因父亲是教师,一家人在上世纪80年代转成了城镇户口。上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湖南一家大型国营纺织企业做行政文秘工作,1997年国企改革,她的职业又变成了纺织女工并于1998年无奈下岗。1999年她经过努力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2002年6月获得学位后,她进入中山大学继续攻读博士。此刻,她感激命运让她逃脱了国企工人下岗的厄运,期待着拿到学位、顺利毕业,从此远离底层。然而,这年中秋节堂弟的偶然拜访,打破了她隐匿城市、沉湎学术的平静状态。

在广州有许许多多从湖南家乡南下打工的亲人,其中就有少年时代到广州打工的堂弟。堂弟因为年龄太小、手艺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饭吃。黄灯潜意识里与他们保持着距离,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当堂弟在学校宿舍里见到黄灯,“掩饰不住四年未见的喜悦”,还带来了一盒月饼和一箱牛奶——“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

黄灯坦言,堂弟的造访使得她竭力营造的优越感轰然垮塌,对亲人精神世界和时代关系的勾连成为黄灯的心愿。2003年黄灯开始用文学的笔触写一些关于农村的文章,对于她而言,书写乡村,书写自己的亲人,首先是一种自我清理,她试图用文字与故乡亲人建立一种关联,“农村滋养了这么多人才,贡献了这么多资源,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农村人,应该想办法回馈农村的父老乡亲。现在城市里的中产,面对困境一个最直觉的反应就是移民。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逃离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完美的解决方案,逃得开这个地方,逃不开你内心的困惑。我觉得还是要有人留下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守护我们生存的土地,解决我们实实在在的问题”。

从2006年开始,黄灯陆陆续续地对出生地凤形村、外婆家隘口村的亲人做了一些访谈。结婚后,又加入了对丈夫故乡丰三村亲人的访谈。这些访谈从各个侧面,汇聚成了一部拥有相当典型性的当代农村家族口述史《大地上的亲人》。

直面亲人遭遇,透视社会转型问题

在启蒙主义的传统中,亲人一旦进入受到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视线,往往被当做“被启蒙”的对象,大部分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农村亲人的描述也离不开“贫穷”、“愚昧”、“落后”之类的字眼。

黄灯的侄女为了心仪的手机而忍受打工的折磨;侄子为了婚礼的排场而忍受夫妻分居,重返工地以偿还欠下的债务;凤形村的魏叔则难以拒绝赌博的诱惑,一次次将血汗钱投进赌场的无底洞。亲人们如此的生存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灯曾视之为“愚昧”。但若是不带偏见和道德优越感地去看,亲人的这些真实的言行,恰好折射出社会的真相——受到城市生活繁华物质享受的强烈刺激,追求不切实际的物质生活成为村人的新的价值理念。因此,直面亲人的真实需求,理解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受的多重煎熬,成为黄灯记录村庄亲人命运时最深切的感受。

在多年的乡村书写中,黄灯不再把亲人在社会转型期的真实遭遇作为一种猎奇的经验,而是成为透视社会转型问题的载体。借由亲人的遭遇,黄灯试图展现他们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乡村的去向。

面对亲人的处境和挣扎,黄灯感到“不忍和不舍”,让亲人和像亲人一样的普通农民过上“内心安定、有意义附着的生活”,是她最大的心愿。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被热转后,曾被质疑渲染悲情。这并没有影响黄灯之后的写作,“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一切同情和关心是很自然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我无法视而不见”。

作为当事人,黄灯的丈夫杨胜刚完全没有悲情的感受,反而觉得文字节制、理性,弥漫文中的情感显然没有经过任何过滤。“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面对的艰难处境时,因为亲情所系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苦与难、贫与困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

返乡笔记铺就的认知乡土之路

近几年,返乡笔记在春节前后特别火热。2001年春节,学者熊培云回江西老家过年,基于岁尾年关的一些观察与感悟,写成了一篇题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田野调查,之后出版的同名书籍,以小堡村写出中国的近代史,着重写的是历史在村庄具体境遇中的“反响”;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演讲稿《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在网上迅速蹿红,不久他的新书《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出版,呈现出家乡大别山区偏僻一隅的农村在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变化。与乡土文学、寻根文学相比,如今的乡土书写,其意义和观察角度都是不同的,它们不限于讲述乡村凋敝、故人不再的故事,更倾向于将乡村的变化和人们的命运纳入近代中国的发展中。

曾连续推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非虚构纪实著作而引发社会关注的作家梁鸿表示,真想了解农村的生存和状态,其实非常难。中国乡村一直以来是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存在,需要很多层面的叙述,需要反复进入。“城乡差距本身也使我们会有不自觉的优越感。只有把自己融进去,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情感和痛苦所在。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倾听他们,去跟他们一起生活,才能深入他们的心灵。”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是中国学界最大的农村问题研究团队之一,自2013年至今,中心近60名师生都利用春节返乡之机观察自己家乡,并撰写返乡笔记,目前已积累逾600篇。该中心主任贺雪峰曾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对返乡笔记撰写方式的看法:“撰写所采用的立场是价值中立的、不介入的立场,这些文章中不会有煽情的语言,写的时候也只为了自己的研究,不会太多考虑读者的感受。”在他看来,也正因此,每年连续累积的乡村记录并未在公众中散播开来。价值中立的“返乡笔记”缺少阅读快感,传播性和话题性都差了很多;但若过于情感充沛,则容易失之偏颇。如今所缺少的,正是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那样,能将情感、视野、学理、文笔融合得恰到好处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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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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